中国近代的耻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，同时中国同世界真正的交往也是鸦片战争带来的。

中国的新闻事业，也是随着这股“洋”风，慢慢兴起的。

最初在中国办报纸的，大多是外国人，比如我们熟知的《申报》，最早就是由外国人在中国所办。我们的历史，提到清末的报纸，大多都和革命有关。

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革命派和立宪派便一直都斗得很凶，而他们“斗”的手段，主要是报纸。可并不是，所有人办报都是为了宣传主张。《苏报》的创始人胡璋就想通过办报多少挣点钱。

当然了，说胡璋办报的初衷就是挣钱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。

首先，胡璋自己不缺钱。胡璋是个画家，在中国清末的画坛上还是有些地位的。他早年赴日期间，画名就很盛，而且润资（画的价钱）很高。日本天皇闻其名，还专门召见他为素胎胆瓶作画，画成后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大加赞赏，并赐给他金牌以致谢意。也由此，在日本随他学画的人越来越多，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缺钱的人。

其次，胡璋在日本传艺期间，特意留心考察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教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，并一一都记了下来，准备回国之后献给朝廷。没想到，回国之后，却处处碰壁。好不容易，有人推荐说他精于日本的钻井灌田法，才被召至京师。没想到还没开始，此事就被京师官员因钻地会破坏风水的原因而阻挠，久议难决。最后，胡璋一气之下，便又去了日本。

胡璋就是在这段时间内，用其日本老婆生驹悦的名义注册创办了《苏报》。这份报纸自创办以来，情况一直就没怎么好过。一摞摞的报纸拿钱印出来，却换不成钱，真叫人着急。最后实在没办法的胡璋，开始在《苏报》上刊登一些黄色新闻和小道消息。据他在日本的经验，这种办法是可行的。但即便如此《苏报》还是毫无生气，不见起色。

不见起色，也没办法。没什么好办法的他，只得就那么维持着。《苏报》也就在这种尚有余息的状态之下，成为了一张地道的黄色小报。当然，对于他真正的主持者，历史上记述的很少。从胡璋与清廷的那些瓜瓜葛葛，可能他还真没有时间主持这份《报纸》。总之，《苏报》在胡璋手上，不怎么样。

因为他要去日本，于是就把这份报纸卖给了陈范。

陈范是在清廷当过官的。在江西铅山县做县令的时候，因为对地方教案“处理不当”而被免了官，因此他对清廷很有意见。也因为他在官场混过，对清朝官场的黑暗非常熟悉。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，他看透了清政府的嘴脸，可以说他买下这份报纸的主要原因就是反清。

以这种初衷接手《苏报》的陈范，第一件事就是改版《苏报》。很快新版《苏报》就面试了。内容毫不出意料，针砭时弊、力主改革，尺度还很大。

这就对了，跟当时的时代氛围契合了。那时候人们喜欢看反清的文章，就像现在人看快手、抖音一样。自然，《苏报》的影响很快就扩大了。当时很多主张变法改革的知识分子，都对改版之后的《苏报》评价很高。其中梁启超就称赞《苏报》能“屹立于惊涛骇浪、恶毒迷雾之中。难矣，诚可贵矣！”。而《苏报》也因为陈范的改版，很快就成为上海五大日报之一。

陈范见《苏报》的运营状况极好，影响很大，于是就准备进一步的放大言论尺寸，毅然于1903年5月27日，聘请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《苏报》主笔。他的这一步，给《苏报》埋了个祸根，却间接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。

走马上任的章士钊，年轻气盛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

在他的主持下，《苏报》很快就在陈范改版的基础上，进行了又一次大改，从版面和内容上，均都令人耳目一新。

6月1日，《苏报》宣布“本报大改良”，同时刊出章太炎的文章《康有为》，提出“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”。

6月2日，将报道“学界风潮”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。

6月9日，重磅推出少年邹容创作的以反满为核心的《革命军》，称之为“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”。

6月20日，发表章太炎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在该文中，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，并称他是“未辨菽麦”的小丑，号召“公理之未明，即以革命明之”。

6月22日，更是刊出《杀人主义》一文，狂歌“杀尽胡儿才罢手”、“借君颈血，购我文明，不斩楼兰死不休，壮哉杀人”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。

短短一月之间，章士钊手下的《苏报》，几乎成了一个檄文专业户。篇篇都惊天地、泣鬼神，如此撼山动海之势，着实生猛，很快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《苏报》也因此，一时间洛阳纸贵。短期内，增加了几十个销售点。使得老牌的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等都倏忽间黯然失色。

《苏报》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清廷是不可能不知道的。湖广总督端方连番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，责问魏为何放任治下出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。魏光焘回电端方，称已要求租界工部局查禁《苏报》，缉拿乱党。

可《苏报》这个乱党还真的不好抓。

1845年，英美法三国要挟清政府签订了《上海租地章程》，于是便有了租界。为了便于管理，他们又在租界内又设立了管理机构“工部局”，由三国领事轮值掌控。工部局下还组建了“巡捕房”，攫取了针对租界内所有民众的司法管辖权。

1868年，租界当局又与清政府协商，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断案的机构—会审公廨。这个机构名义上由清廷派员主持，但按照双方拟定的章程，列强拥有观审权。说是观审，实际上是操纵。这样一来，主持会审的清廷官员就成了摆设和木偶，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司法及审判的主动权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《苏报》的这些涉案乱党，还真不好对付。

清廷通过多方努力之后，工信局终于同意逮捕“涉案”人员。

1903年6月29日，工部局照着清廷给出的名单，逮捕章太炎、邹容等六人。章太炎被捕之前，就知道了此事，却没去躲藏。6月30日，当巡捕冲进办公室时，章太炎端坐在那里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余皆没有，章炳麟是我！”，着实豪气。

七名疑犯抓到了六名，总算给了清政府一个交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国内外的报纸开始发声了。

舆论给出的压力，清政府是能够感觉得到的。因此，虽说这些人已被逮捕，但清廷却不能把他们怎么样。

随后，一个奇葩的场景出现了。清政府既要当主审，又要当原告，还要看观审的洋人之脸色行事。被告则是手无寸铁却怀抱狂热理想的文弱书生。原、被告双方各请西洋律师，在法庭上展开激烈的较量。

7月15日，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“苏报案”，原告是清政府，被告是手无寸的几个平民，在洋人的监视操持下，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与价值观念开始在法庭上正面较量。

这场官司的主审官员叫孙世，陪审员是英国人迪理斯。审判一开始，原告律师古柏就读了几份《苏报》中的文章，来证实章、邹等人“阴谋颠覆政府”的罪名。听着这些话的孙世，脊梁骨一直发凉。他虽然不怎么懂西方的法律，可他却熟知大清律法，按照《大清律》规定，在庭审过程中，主审官若允许谋反言词被当众重述，主审官员要被治以重罪。因此律师古柏读完诉状后，孙世当即对章太炎等人说：“本官与尔等素无冤仇，切毋重复昔日逆乱之言！”。惶恐之态，霎时毕现。

在训问被告的环节中，因为孙世对章太炎博学是熟知的，比来比去只觉得自己身上的功名还有的一说。便问章太炎：“得自何科？”。章太炎一听这个问题，大声的让道：“我本满天飞，何窠之有？”。这样以来，在章太炎口中，科举就是一鸟窠。

清廷起诉章太炎的罪名是“诋毁圣上，呼为小丑，立心犯上，罪无可逭”。面对这样的指控，章太炎看上去一本正经地解释说，我之所以直呼皇帝名字，参照的是西律。接着又运用丰富的训诂学知识，将“小丑”二字解释为“小孩子”。突然间，法庭成了他的训诂学课堂，法官被驳得哑口无言。

拿章太炎没法的孙世，只好转向去威逼邹容。然而邹容除承认《革命军》是自己所作外，其余不置一词。孙世审了半天，什么罪过也没有，只得草草收场。

7月21日午后，“苏报案”进入了第二次庭审。

代表清廷的古柏律师当庭提出请求，说：“朝廷正与租界当局交涉，在此项事宜尚未达成之前，不方便继续审理。”被告律师博易马上反对，质问古柏：“你到底代表谁？是上海知县，是上海道台，还是江苏巡抚、两江总督！”古柏说：“我代表清政府！”这时，主审官员孙世声援古柏说：“古柏代表朝廷，这是很明确的。本案开审，就是因为官方有正式的命令。”博易立即反驳说：“你们前一次指控我的当事人犯有重罪，如今又无端要求暂停审理，视法律如儿戏，使本案失去了立案的条件，应该撤案放人！”就这样，二审又一次仓促结束。

12月3日，“苏报案”三审开庭。主审官换成了上海县令汪瑶庭，原告指控章太炎、邹容“登报著书，扰乱人心”，被告律师要原告拿出“人心被扰乱”的真凭实据，可这种事情，怎么找真凭实据！传统中国一向是主审官员说你是扰乱人心，你就是扰乱人心，突然在这种事面前出现证据一词，便又傻眼了。案子便又拖下了。

12月5日，被告律师继续做无罪辩护：“章邹二人，系年轻学生，出于爱国之忱，并无谋反之意！”控辩双方就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。

12月7日，汪瑶庭单方面拟定判决：判章太炎、邹容终身监禁。结果却被观审的英国副领事当庭否决，汪瑶庭自己连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12月24日，在增加了一些所谓的罪证后，汪瑶庭又在“额外公堂”上宣布章、邹二人“阴谋颠覆政府”罪名成立，应予“永远监禁”。可公使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，判决无效。双方因此开始对峙，这件案子，就又开始往后拖了。

1904年2月，公使团方面表示，如再不结案，就要将在押嫌释放。清廷知道，如果章太炎、邹容等被释放，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就竹篮打水了。于是，终于1904年5月21日，于额外公堂作出终审判决，章太炎监禁三年、邹容监禁两年，罚苦役，期满驱逐出境，不准逗留租界。

此事也终于至此，尘埃落定。

《苏报》从一份效益极差的黄色小报，在改版之后，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。至“苏报案”发生，其影响力到达顶峰。而它也从一个被人所不齿的黄色小报，逆袭成为一份几句影响力的报纸。很多的近代史研究者，都认为苏报案敲响了清王朝垮台的丧钟，那么《苏报》就是那个击钟的杵。

从黄色小报到名留清史，《苏报》完成了一次惊天逆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