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斯科中餐馆一道菜的翻译,尽显汾酒江湖地位
2018-05-03 11:26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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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平丨《酒事五章》

数月前,由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主办的“让小说走进人民”系列活动走进山西汾阳杏花村。著名作家、评论家刘醒龙、王跃文、素素、王山、王干、杜学文、黄跃华、王国平、米米七月、杨遥、李昌鹏、蒋殊、陈佩香、李晓晨等参加采访活动。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汾酒集团创作基地挂牌成立。采风团一行莅临汾酒集团,煮酒论诗、共话清香,佳作迭出!今择取其中的部分文章陆续刊出,以飨各位看官。

王国平,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,作家。著有报告文学《一枚铺路的石子》、《好一个大“林子”》,人物传记合集《纵使负累也轻盈》,散文集《汪曾祺的味道》等。

平生不善饮,一杯小酒下肚,耳根和脖子一起红。说来奇怪,对酒事也不厌倦,瞅着人家海喝,心情舒畅,兴致盎然,还有些神往。印象颇深的是读《世说新语》,说:“诸阮皆能饮酒,仲容至宗人间共集,不复用常杯斟酌,以大瓮盛酒,围坐,相向大酌。时有群猪来饮,直接去上,便共饮之。”此等豪气,读来都有几分醉意。——只能是在文字上感知醉意的滋味,也是醉了。

觅得良机来到山西汾阳,自然少不了到汾酒走一遭。在酒厂里泡一泡,所闻所见,偶得一个道理:酒事即人事,隐含着事理。

到了汾阳,才知道老作家马烽的纪念馆设在这里。他是孝义人,童年是在汾阳度过的。他和老友孙谦一道,给汾酒写过几个句子:“才饮他乡酒,复尝杏花香。取得汾州曲与水,五洲四海皆吾乡。”意思就一个:老家的酒很牛气。

汾酒到底有多牛气?有一事颇值得一记。有次在俄罗斯莫斯科,遇见一个中餐厅。此时肠胃被黑面包的酸味搅和了好几天,处于承受力的临界点。看见有这么个中餐厅,食指大动,精神也为之一振。其实心里清楚,异国他乡,所谓中餐,往往不“中”也不“西”,两不靠。但还是推门而入,毕竟尚有“聊胜于无”一说。哪知道,这家餐厅的中国料理味道纯正,就是那个味儿!翻看菜单,有一道“汾酒牛肉”,除了俄文,还有英译,“Beef Chinese-style”。也就是中国风味牛肉。汾酒烧牛肉,直接就等同于中国风味,可见汾酒的“江湖地位”。

对于“吾乡”出品的好酒,马烽也是颇为自豪的。但老一辈有个令人敬重的品质,就是就事说事,不打马虎眼,不含糊。他给一本汾酒史话写过序言,说《清明》这首诗是不是杜牧写的,“杏花村”是不是就在汾阳,存在争议。这本书的作者引证了一些论据,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论断,持肯定态度。马烽有话要说:“我认为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。但我不认为只要证明这首诗是杜牧写的,诗中的‘杏花村’指的就是汾阳杏花村,因而汾酒就身价百倍,反之就黯然失色。汾酒之所以有名,主要是由于它本身有的优点与特色。”

这么个道理,是值得推广的。争抢名人故里之类的历史资源,耗费了多少人力与财力,兼及一箩筐的口水。事实呢,都是在边缘的角落晃荡,就像吃花生,兴冲冲把花生壳吃了,想不起吃花生仁。“本身有的优点与特色”,这才是花生仁。

在马烽纪念馆,看了他写的几幅字。书法艺术水准另说着,题字的内容颇见意味。

他写:“文以载道,有道才有骨;寓教于乐,无乐不成艺。”

他写:“扇子生风需要来往搧动,为人处事切勿左右摇摆。”

他还写有一副对联:“右竖高烟囱权当擎天柱,左悬灯招牌疑是夜彩虹。”

想必是晚年写的。窗外红尘滚滚,老爷子猝不及防,于是向着急速变迁的时代小小解嘲一番。

横批:“自我安慰。”

那些只吃了花生壳而没有吃上花生仁的人们,可不要自我安慰说自己吃了花生。

清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:“既吃烧酒,以狠为佳,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。余谓烧酒者,人中之光棍,县中之酷吏也。打擂台,非光棍不可;除盗贼,非酷吏不可;驱风寒,消积滞,非烧酒不可。”

光棍,一身怨气;酷吏,一身邪气。各自难得有打擂台、除盗贼的机会,现在机会来了,而且还是被许可、被鼓励的正当行为,自然要把全身的怨气和邪气发泄出来,实现躯体的自我清洗,所谓的“放空”。

按袁枚的心思,吃酒之人,就要善学“光棍”与“酷吏”,来狠的,而且还是“至狠”的,也就是极致,来一个巅峰体验,畅畅快快,洋洋洒洒。

这属于豪放派,刚健,张扬。

明人回看宋词,“词体大略有二,一体婉约,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,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”。

苏轼坐在豪放派的头把交椅上,口占一曲也是醉意朦胧:“酒醒还醉醉还醒,一笑人间今古。”

南宋人李涂评说诸家古文:“韩如海,柳如泉,欧如澜,苏如潮。”明末吴伟业看了有些不爽,亲自动手做了更正,“韩如潮,欧如澜,柳如江,苏如海”。还说:“夫观至于海,宇宙第一之大观也!”

再平静的海也不平静,人家正酝酿着浊浪滔天呢,眼瞅着,就要玩一把狠的。

老一辈总结了汾酒酿造的七大秘诀:“人必得其精,曲必得其时,器必得其洁,火必得其缓,水必得其甘,高粱必得其实,缸必得其湿。”

一杯酒,斟满,端起,倒入口中,几秒钟的事。就酿酒而言,却是个精细的系统工程。

说是“秘诀”,公布出来,其实也不算“泄密”。看似把家底都亮出来了,其实还是藏着的。比如说,“缸必得其湿”,这里的“湿”,究竟“湿”到什么份上,不知道,不可量化,不可操作,不可复制,不可学。

就像电视上的烹饪教学,“盐少许”。到底放多少盐,不知道。

有这么一个说法:“我们听过很多道理,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”很有道理。可以想见,酿酒的知道了这“七大秘诀”,很可能还是酿不好一缸酒。

后来,这七大秘诀升级了,成了十大秘诀,“人必得其精,水必得其甘,粮必得其实,曲必得其时,火必得其缓,缸必得其湿,器必得其洁,料必得其准,工必得其细,管必得其严”。

内容更丰富了,表述也更齐整了。只是“七大秘诀”中,在六则五字表述中,闯入一则“高粱必得其实”,六个字。整饬之外,有参差。

记得在河南济源参观愚公移山精神展览馆,得知1945年春,在中共七大上,毛泽东将愚公移山精神概括为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。当时就禁不住感慨,这个“去”字用得可爱,也从容。

翻读《汾酒通志》,配图部分,列有20世纪80年代评出的标兵。他们的名字前边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:“老黄牛”耿桂英、“严把关”郝承万、“实干家”邓同旺、“多面手”郭万亮、“硬骨头”朱爱梅、“过得硬”李永富、“红管家”周明亮、“革新迷”杨生跃、“闲不住”孟宪文、“土专家”杜克让……

这是个什么样的人,主要业绩是什么,简练的三个字,在他们的身上盖了个戳印。就像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。

这样,人跟人就区分开了,也就有了自己的面目。在“严把关”那里,别打小算盘,想着钻个什么空子。“多面手”身边可能围着很多人吧,问七问八的。路上遇见“闲不住”,应该跟人家多闲扯几句,也让他休息休息。

当然,这么“一锤定音”,人就显得单一。人还是很复杂的。就像一棵树,除了有挺拔的主干,还有枝蔓,还有叶子,有皱皮,有疤痕。

“老黄牛”也可能是块“硬骨头”,“革新迷”也应该是个“实干家”,“过得硬”大体也是个“闲不住”……

看人还是要多用心,别一根筋,把人给看歪了、看扁了。

当代作家序列里,论好酒的,汪曾祺是一个绕不开的主儿。

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写道:“汪曾祺的酒皆与出世入世无关,酒是他的温柔之乡,汪曾祺是注定要活在酒乡里的,他是无酒不成书的作家。”

汪曾祺的酒事,真是一箩筐,可以说是“蔚为壮观”,甚至可以说“防不胜防”。作家金实秋干脆把这些酒事广为搜罗,集纳成书,书名很直接也很彪悍,即《泡在酒里的老头儿:汪曾祺酒事广记》。能享受这等待遇的,恐怕并不多见。——在我的视野里,只能添加一位,就是文学评论家孟繁华。他也是“酒中仙”,用他的恩师谢冕的话说,“老孟遇场必喝,每喝必醉,且每醉必有‘故事’”。鉴于他的酒事一众师友纷纷撰文,出了一本《老孟那些酒事儿》。

汪曾祺好酒到了什么程度?坊间的各种传闻活色生香、异彩纷呈。他塑造人物,对好酒之人多有关照。他写有一篇《故乡人·钓鱼的医生》,这个医生钓鱼很有仪式感:

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坐着。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钓鱼很有经验。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。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。——这条河里的鱼以白条子和鲫鱼为多。白条子他是不钓的,他这种钓法,是钓鲫鱼的。钓上来一条,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就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。

如果要把这个场景拍成影像,出演这位医生的,汪曾祺本人是最佳人选。

汾酒自然也在汪曾祺的视野范围。他对汾酒的酒瓶发表过看法:“杏花村汾酒厂的‘高白汾酒’瓶做成一个胖鼓鼓的小坛子,釉色如稠酱油,印两道银色碎花,瓶盖是一个覆扣的酒杯,也挺好玩。”还说“磁瓶汾酒”颈细而下丰,白瓷地,不难看。不过,爱之深,责之切,他觉得“磁瓶汾酒”的酒瓶还是有点小问题,“只惜印的图案稍琐碎”。

这段文字,摘自他的一篇小短文,不到500字,发表于1988年9月11日的《光明日报》上,题为《酒瓶诗画》。

好马配好鞍,好船配好帆。酒要好,酒瓶也要好。好酒要好的酒瓶来匹配。有了好的酒瓶,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好酒。也就是要实现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。

“酒厂在酒瓶包装上做文章,原是应该的。”汪曾祺在文中告诫,语重心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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